河村位于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西北约七公里的黄河东岸，与西侯度文化遗址相距不远。北京人是早已闻名世界的。与北京人约同时期的文化，有南召猿人文化，在豫西和晋南也有不少发现。

以河村为中心，共发现了十一处中更新世早期的哺乳动物化石或旧石器。从整个地层情况来看，河石器确实是属于中更新世早期阶段的文化。河文化层中出土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在十一属十三种哺乳动物中，能够肯定或大体上可以辨别出“种者”共有七种。其中扁角鹿、肿骨鹿、德氏水牛和东方剑齿象始生于中更新世初期。

如果河文化早于中更新世初期，它就不会与这几种动物相遇，所以河文化的上限绝对不会超过这几种动物的始生时代。另外，扁角鹿特别是师氏剑齿象，在进入中更新世不久便灭绝了，如果河文化晚于它们生存的时代，也不会处于同一地层之内。所以河文化的下限，绝对不会晚于两种动物灭绝的时代。河文化的石器以用途来区分共有五类，即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

《河》一书对河文化性质归纳为：以石片石器为主。利用砾石平面作台为多，也有特意打制台面或利用石片疤作台面。石片疤一般多宽大于长，并在石核上常保存着大部分砾石面，说明石核利用率很低。石片生产方法有三种：即直接打击法（锤击法）、摔击法（碰砧法）、投击法。河文化并不是在河一带孤立地存在。在河南三门峡的水沟、会兴沟都有发现。

贾兰坡等编著的《山西旧石器》一书，介绍了一些属于河文化的石器地点，能够肯定下来的有十七处，即陕西潼关的张家湾和卧龙铺，河南陕县的侯家坡，山西垣曲的官沟、东岭、中背岭、柴火圪塔、西圆圪塔、坪道、八角凹、小赵村、申家庄、型马南窑、晁家坡、许家庙、河西坡、冯家山等处。以上所介绍的旧石器地点，出土的石器，不论是打片和加工的技术以及石器类型，都未超出北京猿人之上。

不仅如此，而且北京猿人所使用的较为精致的小尖状器，在这些地点均未发现。这些地点的石器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出来：一个是石器制造的方法，有锤击法（直接打击法）、碰砧法（摔击法）和投击法三种；另一个是发现有大尖状器或石球。这两个特点正好与河文化是一致的。首先关于河文化的时代问题，从石器出土地层和哺乳动物化石这两方面来看，它应属中更新世早期，与蓝田文化属于同一地质年代。

但是从石器制造技术来看，又较蓝田文化进步，特别是出现了制作比较精致的小尖状器，则是反映时代较晚的特征。因此，河文化虽然属于中更新世早期，其时代可能要晚于蓝田文化，把它定为距今六十万年前是不会有大的差错的。关于河文化的渊源，我们不得不联想到西侯度文化和蓝田文化。河文化又是从西侯度文化和蓝田文化发展而来，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和用火，是一脉相传的。

北京周口店西有一座拔海仅米的龙骨山。龙骨山的北坡有一个石灰岩大山洞，就是北京人长期居住的窑洞。在这个窑洞里发现了北京人化石和打制、使用过的成千上万的石片和石器。另外还有许多古代的动物化石。在周口店附近，发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和化石地点共二十多处。北坡有个大洞穴，按次序排列编号为“第一地点”。正是这个“第一地点”，便是北京人化石产地的典型代表。

北京文化遗址（第一地点），先后发掘了十五年，从遗址的顶部直到底部的砾石层，共发掘了约40米的堆积物，依地质堆积的情况共分十三层。北京人的时代，过去不少人都认为是四十万年或五十万年前的人类。芬兰的B·柯登根据动物化石的研究，和过去在周口店第一地点采集的岩石标本进行花粉和孢子的分析，认为北京人的时代约为距今三十六万年。

贾兰坡先生则认为北京人的时代，为距今二十万年至五十万年前，前后延续了三十万年之久。北京人打制石器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锤击法，有自然石核台面，有人工加工的台面；打击的石片角度在°上下。第二种是碰砧法。第三种是砸击法。北京人的石器有四类：砍斫器发现很多，是一种最常见的工具，有单面加工的砍斫器，也有两面交互加工的砍斫器。它的用途主要是砍伐树木、加工木质工具或武器。

刮削器，也是北京人常用的一种普通工具，一般体积较小，有直刃刮削器、凹刃刮削器、凸刃刮削器、多边刃刮削器、盘状刮削器和圆头刮削器。小尖状器，是北京人制作得比较精致的一种工具，有单面加工的尖状器，有错向加工的尖状器，有直尖的和斜尖的尖状器。还有一种带肩的尖状器，颇似箭簇，加工精致，代表较高的打制技术。石锤和石砧，是制作石器的工具。

北京人除了石器之外，还有骨器。尽管在学术界认识还不够统一，但实际骨器是存在的。一种是角工具，主要是用肿骨鹿和葛氏鹿的角加工而成。第二种是盛水的鹿脑瓢，发现很多。第三种是用肢骨打制的尖状器或刀状器。角工具与尖状器都是采集食物必不可少的工具。

关于火的掌握和利用，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成就。在周口店第13地点发现了成层的灰烬和少量的烧骨。到北京人时期，对火的利用和控制更加广泛、更加认真，从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烧骨，不仅是肉食的证明，更重要的是人们熟食的证明；熟食对人的体质发展变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北京人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灰烬层，最厚的竟达6米之多，这是与北京人同时期或稍早的遗址中还没有发现过的。北京人是否能够自己制造火，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他们长期使用火和保存火种这是不可怀疑的。北京人的经济生活主要是采集和狩猎。从发现的化石中，除植物化石外，无脊椎动物有11种，两栖类有4种，爬行类有4种，鸟类有6种，哺乳动物有96种。现在已经灭绝了的哺乳类动物占30%。

这些动物化石中，有的数量较少，有的数量特别多，如古仓鼠多得无法统计，肿骨鹿和葛氏鹿数量也是相当之大，中国鬣狗和李氏猪也达千数以上。北京人的狩猎生活是十分艰苦和危险的，尽管如此，如猎豹和剑齿虎等凶猛的野兽，在北京人群策群力的木棒和石块下被猎获了。但是根据发现大量的石器来分析，北京人可能采集经济居于第一位。石器、骨器，还有一些木器，相当多数都是用作采集的工具。采集经济比较稳定，而且没有危险性。

当然，狩猎经济也占极为重要的位置，遗址中大量的骨化石的发现就是一个证明。但是骨化石的数量如果与北京人延续几十万年的时间相比较，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现在所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北京文化的渊源了。居于北京文化先驱地位的最接近的是河文化。河文化的石器是以石片石器为主，北京文化也同样具备这一特点。河文化的石器，有三种基本打制方式，除投击法外，锤击法和碰砧法在北京文化中也都采用。

河文化盛行的砍斫器和刮削器，成了北京文化最习见的工具。特别是河文化中的小尖状器，它竟成了北京文化非常精致的小尖状器的始祖。北京文化中的砍斫器和刮削器不仅可以追溯到一百万年的蓝田文化，而且还可以追溯到一百几十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这一切只说明一个问题：北京文化的渊源是西侯度文化和蓝田文化，关系最密切的是河文化。

北京文化在其祖先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其文化面貌有了新的变异。北京人虽然没有继续使用河文化中的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但在刮削器和砍斫器两大类中，创造了各种形式的更加适用的工具，特别是精致的小尖状器，可以说是北京文化的代表作品。北京文化中出现了角制和骨制的尖状器和利用鹿脑瓢盛水，也是河文化中没有发现的。

北京人打制石器的技术也较河文化进步。例如，北京人懂得利用台面上的石片疤相交的棱角作为打击点，打下的石片比较规整而且适用，河文化中的石器便没有这样的技术水平。河文化中的石器虽然也有二次加工，但是比较少，纵有加工，也没有北京人修整得精致；在同类工具的形式上，河文化较为单纯，北京人文化则较为复杂。以上这些差异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北京人文化的时代前进了。

北京文的来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却有人说，北京文化是受苏联远东结雅河岸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关于结雅河岸地处北纬50°以北，在那里属于严寒地带，“截至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古猿类化石和最古的人类化石，今天那里的动物区是属于西伯利亚动物区系，连个猴类的记录都没有。”这样的地理环境，怎么能设想是人类的起源地呢？北京文化根本不可能是受那里的影响而发展起来。

时代前进了，每个阶段都有新的创造。蓝田文化中的石球是一项新出现的生产工具，河文化承袭了，又发明了小尖状器。关于小尖状器也不能轻视，它也成了以后旧石器文化中的传统性工具。有人说，北京文化是受苏联远东结雅河岸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他们捏造事实，散布“外来影响”决定论，又在叫喊“中国文化西来说”和“中国文化北来说”的谬论。